在香港，擇善固執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疲倦是怎麼樣的感覺呢？」女孩問。
「感情的各個部份都變得不明確。對自己憐憫、對別人憤怒、對別人憐憫、對自己憤怒— 就是這麼回事阿。」
「這些我全都不明白呀。」
「最後會變得什麼都不明白了。就像把塗了各種顏色的格子轉動起來一樣，轉得越快區明越不明確，結果變成一片混沌。」

村上春樹 －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

兩個多月的雨傘革命就此暫別香港，每日看到新聞我都覺得十分疲累，而且事件與事件之間的時間相距極短，很難有一個真正心平氣和的心境去疏理自己的情緖。一時又黑警打人、一時梁振英又出來說狗話，心中固然很憤怒，怎麼這些人不早點落地獄見毛主席，還要在這個世界上遺害人間。但太多同類型事件發生之時，心知這股憤怒很難維持下去，我會逼自己不要善忘，不要因為昨日金鐘和平被捕、警察相對溫和的手段，而忘記之間黑警暗角打人、警棍驅趕市民、打到學生頸椎移位、頭破血流，種種冷血無恥暴行。但也不能不承認，自己已經有一點點對這些事件麻木，可能是另一種law of marginal diminishing return吧。就像顏色轉盤，轉得慢時尚可分別各種顏色，但轉得快時就會混沌一片。

不知道多少人因為雨傘革命而有不同程度的心理創傷，警察有專門的心理學家去解決他們的需要，但我們就只能靠朋友及一些志工團隊的扶持。心理、精神問題在整件事件中站在一個相對次要的位置，但我認為這十分重要，甚至比起政治更重要。為什麼呢？政治就是一個令自己認知什麼是對什麼是錯的學科，但單單認知是不足夠令自己獨善其身，因為大家所認知的社會是需要不同人來構成的。就算你是一個淺黃，不常到佔區或鳩嗚，也總遇到一些大家費盡唇舌也說服不了的藍絲父母、同事、朋友(或者已unfriend)，這種自己知道什麼是對，但無法實踐對的事(例如真普選)的無力感、灰心、絕望，的確會令自己發生出不少很傻的想法，正義論、理想國等政治學鉅著，通通都幫不到你這些無力感。social science的原罪，就是讀完很多理論，教到你的就是知道社會問題所在，但教不了你如何解決問題。

雨傘革命暫時結束，相信往後會有更多的秋後算帳及白色恐怖，相信在香港有正義感而留意時事的人也不會好受。我以前會想是否有人會嫌我post太多政治post已覺得煩，這兩個月見到好多以前少share的人也開始常share，我也開始覺得心煩，寧願facebook回復以前，充斥飲飲食食post，林夕專心作詞不再撰文罵政府689，100毛少點見到李私煙。問題是，香港公義沒有得以彰顯，善冇善報惡冇惡報，香港實在afford不起太多不問政治的人。

言行一致

「言行一致」對於不少老一代來說，是一個十分之次要的原則，對比言行一致，他們會更注意哪些立場更合符自己的價值觀，然後把那些與自己價值觀差不多的名人言論照單全收。所以有些人可以一邊說為了和平而反佔中，但卻覺得警察把示威者打得頭破血流「打得好」，就是因為這樣緣故。

我估計這群人沒有把「言行一致」看得重要，是因為他們不需要靠著「言行一致」來建立自己的誠信。誠信對於不少勞動階層來說，也最多是等同於有沒有犯法。一些沒有犯法，又不影響搵食的事情，他們不會花時間去留意。區家麟日前引用Nobel Prize得主Daniel Kahneman名著Thinking Fast and Slow，去描述藍絲帶多用直覺思考，較少為自己所相信的論點作深層次審視，就正正是因為他們的成長環境沒有提供誘因讓他們這樣做。

可是，新一代會覺得「言行一致」十分重要，甚至到了一個地步，會把政見不同的人士作人肉搜尋，看看他/她在fb以前有沒有說過與現在論述不相符的言論(例如身為左翼炒iphone等等)。我估計是因為年輕人教育水平高了，而且待在學校的年數較老一輩長(升不了大學也有Ive Asso)，不會有老早輟學打工的老一代般世故，因此對於較為抽象的原則會較為執著，例如公義、民主等等。加上，沒有誠信在學校後果是相對地高，例如大學被抓plagiarism是一件十分嚴重的事情。同時，高等教育也著重學生批判思考，而為了避免自己的論述遭別人質疑，自己就社會議題發言也會變得警覺，「唔好比位人地入」。

揭開別人言行不一，是滿足正義感的方式(而且成本甚低，有時間，有得上網便行)，也是令到對家感到難堪的武器。可是，如果對方是覺得言行不一、耍無賴沒甚大不了的時候，其實他也不會難堪，更不會因為難堪而重新審視自己的立場。很不幸，我家中的爸爸就是這類人。

政見不合

香港近年來的政治事件風起雲湧，令不少朋友與他們的朋友及家人因為不同政見而鬧翻，有的甚至要Unfriend收場。如果Facebook有Unparent的話，可能真的有不少人會這樣做。

的確，政治議題是一個特別容易破壞人際關係的話題(另一個是宗教)，有一些教授人際關係的興趣班會特別強調，與新相識的人打開話匣子千萬不要談政治。

但對於一些相識已久的朋友或家人，其實大家本身已經清楚預計到，對方對於某些政治議題的立場。之所以在以前大家關係相安無事，現在卻水火不容，只好說是香港的問題逼在眉睫，大家都希望自己相信的那一套是成功的，而不斷希望說服對方。很明顯我不是站在親建制的立場上，故不能為他們的立場而說話。但我認為，親泛民主派的人在說服別人時，經常都會有以下的假設：

1) 支持社運的人數十分重要，動員多一個，就多一股力量。
2) 如果是朋友的話，成長背景可能非常接近，故會認為別人理應容易理解並接受自己的立場。
3) 我所響往的自由、民主，是大家都可以享受的，故希望對方可以早日明白這些概念的價值。如果對方不認同，將來有民主制度時就與free-rider無異。

我並非說這些假設是正確或錯誤，不過如果過於強調這些假設的話，討論時難免會變得「debate mode」(debate team的朋友如有冒犯請見諒)，即使道理上勝過別人，但對方也只會如旺旺廣告的胖男孩心想「次次都係你贏，我唔同你玩啦」，反而加深他對自己的不滿。

因此，不妨想像以下幾點，那可能會令自己好過一點。

1) 孫中山搞的革命黨，也只是中國的極少數份子。他們也不會先說服全中國的所有人民，才有革命行動。當然現代社會講求民意，即使建制派也承認這點，所以才常常說「沉默大多數」。可是，我想大部份運動，特別是公民抗命，只要有足夠的critical minority，已可以有極大的政治能量去推動我們的政治訴求。因此，動員也得看marginal benefit，如果知道對方不太可能同意你的觀點的話，無需太花力氣，做好自己應做的事便可以了。

2) 「一樣米養百樣人」，大家都聽過。有時即使接受同一套教育，也可以有不同的政治立場。最近我相信一樣東西，就是人的性格也跟政治立場很有關。有些人愛好和平不希望爭吵，因此絕少公開談政治，即使想表達也會用很「不政治」的方式表達，例如不會像我一樣長篇大論，只會轉profile pic作為表達方式。性格是很難改變的，這個情況逼他們表態，也無補於事。

3) 昨天我也提及過，「大部分民主國家的人民，也是一種free-rider，因為不需要經歷先賢的艱辛爭取，就有良好的人民質素，政治制度」。我相信推動民主的人也有一定的利他成份(altruism)，不會用別人對民主的付出，而去計較別人配不配得上有民主。我們要接受，社會上有人後知後覺，甚至不理解我們的付出，也是為他們的福祉。過多的執著、計較，反而只會令自己遠離自由、民主帶來的良善價值。南非在1993年廢除種族隔離，曼德拉政府成立了一套全新的憲法，不單保障了黑人的社會地位，也保障了以前是特權階級的白人，免受過多的刑責。

當然，「勉強無幸福」，如果真的意見不合得裂縫很大的話，unfriend也是一個選擇。只是如果這位朋友，是常常需要見面的人(例如同班同學)的話，也需要衡量「面左左」的代價。至於父母，成長生活背景肯定跟自己很不同，如果不是威逼自己要做或不做某事的話，有時也只好算了。

「讀聖賢書，所謂何事?」

「讀聖賢書，所謂何事?」

身處大時代，我們責無旁貸。抗爭做前線，總覺自己有心無力，也背負著不同負擔而無法從容就義，但仍然有不少崗位可以做。

學聯宣佈無限期罷課，我剛才也把自己及同班會參與罷課同學的意願，轉告lecturer及programmer director。lecturer很好，說明天會主動跟學系商討罷課的班務安排。

我想修讀城市規劃的學生，也必對香港的環境、將來有期許、關心。當警方把公民廣場當成政府的私人地方，無視公共空間的價值及法規，是侮辱了我們的專業，也侮辱了建築師設計政府總部時的用心。

今早特意調較鬧鐘讀即時新聞，淚水決堤，跟女朋友通電話她也嚇呆，因為我差不多十年以來，沒有曾為過一套電影、甚至家人朋友的狀況而哭。我為自己懦弱自責，為長毛「要贏一齊贏、要輸一齊輸」而感動，為抗爭者的安危擔心。

我由3點留到7點半，有見證抗爭者佔領告士打道的喜悅，有讚嘆市民自發設物資收集站的機動性，有怒斥警察粗暴對待市民，也有因為催淚彈而看見很多根本沒有波及的女士為香港痛哭。

6點多時，因為催淚彈第一波，大家都退後至警察總部門前，我當時不知怎的在閘門最前，高聲叫喊了「2005年WTO，韓農打你地盾牌、對你地郁手，你地放催淚彈。依家我地有冇衝擊你地呀?」後面幾十至幾百人一起怒吼「冇!」Andy Warhol說現代社會人人都可以做十五分鐘英雄，我的確沾沾自喜了幾十秒。

因為放彈，我和同伴手拖手快速移動位置，也沒有計較gay不gay，當然大家都只想大家安全，可以繼續用粗口罵警察。最後我要回家做事早走，也不斷update他們現時情況。我想，「患難見真情」，是否真的要患難才可以見到? 如果是也很可悲，為了見識香港人的fraternity，我們都犧牲得太多太多了。

我想，大部分民主國家的人民，也是一種free-rider，因為不需要經歷先賢的艱辛爭取，就有良好的人民質素，政治制度。正如我們所爭取的，反佔中、鬧青年人的5,60後也是可以享用的，有些人如長毛，可以抵受這些人的責備而做他覺得應該做的事，也有些因為群眾的冷漠而心灰意冷......

「既然沿著情路走到這裡 盡量不要後退」

香港發展的路，不是完美，但也畢竟走到現在這裡，建立了不少好多東西，就讓我們防止它再倒退。

God Bless Hong Kong.

廿一世紀資本論論壇

廿一世紀資本論論壇當中，曾鈺成引用了英國名相丘吉爾那句「二十歲不信社會主義是無知，四十歲還信社會主義是無腦」，並指出其中一個較少提及的含義，就是說是無腦的人，多靠資本主義而得到地位、影響力，不然他說什麼大眾也不會知道。香港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中原地產、AM730的施永青了。

的確如曾主席所言，用這樣來斷定人生閱歷多便不信馬克思，是有Sampling bias的，因為很多「上唔到位」的大眾的聲音是被忽略了。當然也有一個可能，就是人愈大愈心灰意冷，而變得犬儒，不信奉任何改變世界的理想。

左翼之所以吸引很多年輕人，很大原因是因為(不是富二代的)年輕人無權無勢，對社會必然有不滿，希望有一套改變世界的藍圖，而左翼正正提供了一個信念去解釋不滿的原因，以致解決的方法。而年輕人長大投身社會，面對的事情愈來愈複雜，大理論可以解釋/推測的能力愈來愈少，因此而變得現實。上期《讀書好》講人類學在近年社會科學學科中冒起，原因就是社會學、經濟學提出的大理論(grand theory)常常都解釋不了一些突發的事件，學者以為拿著好幾套理論便能看透世事，但結果常常中伏需要自圓其說/語言偽術/戴頭盔。反之，人類學的方法學基本上沒有甚麼預測功能，而且田野考察的宗旨是不要把所有東西都當成理所當然，因此便多了人類學的專著成為暢銷書。

所以人大了，往往都要面對很多價值觀上的糾結。在政治著作中作者會很firm地跟你說他的主張是怎樣，仿佛他的觀點是自然而來，不需要經歷不同觀點之間的交戰。這當然不正確，但在政治場域中，讓人看見你的糾結就如同示弱，也很難得到人支持。我到現在仍然會看一些大理論的書，但也不會用倚靠理論來解釋問題的心態去讀，反而會嘗試了解這些理論為什麼在當時會發起，以及他解釋不了現今世界的原因。

公民抗命的對與錯

時間: 9月23日中午12時-1時
講者: 陳祖為教授
題目: 公民抗命的對與錯

要點:

1) 美國越戰時大批反戰青年拒絕參軍，名為conscientious refusal/objection，但這行為與公民抗命最大的分別是，前者是比較在私人的領域下進行，而且目標也不是要廢除徵召軍隊，因為沒有阻止其他有志者參軍。但後者卻是一個公共的政治行動，因為所爭取的每一個公民都會受影響。

2) 公民抗命大多數都是由一少撮人開始，不會一開始就是大多數，目的是以公共行為引起社會回響，令市民以致政府留意問題所在。

3) 過deliberation的公民抗命不是武斷，不是一個倚靠直覺的撤賴行為，大眾不同意也好也應該尊重。同時，公民抗命者不能夠太自傲，要警醒自己也有機會錯，而正正因為社會每一個群體都有機會犯錯，所以要有一個容納錯誤以及改正錯誤的空間/制度以維持社會的健康發展。

4) 適當的警方和示威人士的溝通是好的，因為省卻不少因為資訊不對稱而做成的錯誤行動，不過陳教授也理解在現今環境下，雙方不能溝通也是自然的結果。

5) 公民抗命的成功案例大多是在民主國家發生，至於香港作為不民主中國的一部分，可以預計抗爭是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而且不民主的地方進行抗命，往往需要外部勢力引起政權內部分裂，反對派與開明派裡應外合，例如南非曼德拉。陳教授引用了同事的例子(無開名，應該是Ian Holliday)，說他研究了緬甸政治很多年，有很多緬甸政府的事例集結成書，怎料書一出版不久，緬甸就改革開放，所以即時便outdated了。因此很多事沒有人能說得準，即使專家亦然(又想起黑天鵝理論)。

6) 陳教授引用了一個法學觀點，就是punishment和penalty是可以分開處理，例如因為plagiarism而得0分，跟不交功課而0分是不同的(其實我不太理解)，法官可以因此去為公民抗命者量刑時和一般犯罪分開，例如往後移民要申請良民證是可以特別處理。不過他也承認這個觀點不是主流.....

話劇《教授》觀後亂記

話劇《教授》二度公演，因為好友大力推薦的關係，在橫風橫雨的晚上獨自到紅磚大學觀看。

其實我有點害怕像這類型的話劇，會硬堆一些政治哲學的概念到戲劇上，感覺會很突兀。這個感受，有點像讀心理學的朋友，會怕看一些挪用心理學知識拍成的電影一樣。結果我是喜出望外的，對於社會理想和現實的爭扎，劇中的安排十分之出色，沒有BBQ大團圓，但也留下了一線曙光，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

詳細的劇情分析我便不便多講了，一來沒有太多時間整理思緒，二來必定有不少朋友比我寫得更好。不過，有一個我認為跟《教授》有點關係的小故事，卻想跟大家分享。

話說一隻船失蹤後，搜救隊派了很多拯救船往公海搜索。每一隻船都往不同的方向去搜索。最後某一隻拯救船成功找到了失蹤船隻。問題就是，我們能否因此而斷定，其他拯救船的努力是白費呢？

著重目的的人會同意是白費，因為他們只以成功/失敗作為基準。著重過程的人卻反對，因為拯救船的職責是拯救生命，它們已經盡很大的努力了，亦已經對自己的義務盡了責。承認世事充滿uncertainty的人覺得沒大不了，畢竟這關乎運氣的問題，誰也說不了準。也可以有機會是全員失敗，找不到船隻。

大學學到的理想，和出來社會面對的現實，兩者間的角力是話劇主要探討的範圍，也是人生(劇中用真誠的人)必會遇上的問題。教授跟外甥都有投身社運，最後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不劇透啦)，其實就像上面故事中沒有找到失蹤船隻的拯救船。我們會問自己為什麼走了很多冤枉路，也問自己給予自己的義務又是否真的神聖得任何情況下都不應放棄，還是應該放開懷抱，像九把刀淡淡的說一句「世間上很多事情都是徒勞無功的」……又例如劇中最後教育及種樹的比喻一樣，用心種植就一定會開花結果嗎？劇中教授的說話相當正面，但作為一個想法較為bitter的我，第一時間想到的會是，如果種不到又會怎樣。

不知道到了第三度公演(希望有)之時，我又會有怎麼感受。

延伸閱讀:

幕起幕落──中大人反思戲劇與大學教育

蔡琇瑩：與教授對話

啟蒙思想

很多時啟蒙我們的思想，最後並不是我們所支持的思想。

以我自己為例，我之所以在大學會讀社會科學，很大程度是因為中學有修讀經濟科。特別是預科的時候，我很喜歡方法論，喜歡經濟學解釋世事的視角，而且也在課餘的時候閱讀張五常經濟解釋以外的其他論著。當時的動力不是全然來自支持古典經濟學派，更多是出於純粹的欣賞。當時我其實也心知預科經濟學(微觀部分)充滿個人主義色彩，而到修讀宏觀經濟學時亦了解到不同學派的模型也有相矛盾的政策含義，不過因為悟性有限、時間有限，為了應付A-level當時也沒深究下去。

而到了大學時，我便不太喜歡對預科經濟學那種approach，例如覺得人總不是理性、有接觸過好幾個政治哲學課題等等。漸漸地我的政治取向也跟自由市場學派越來越遠，雖然還未想到推翻資本主義那種「左」。雖然如此，我也要感謝中學時接觸到經濟學，因為如果沒有的話，可能我只會變成一個眾多只談風花雪月(特別在facebook)，日日呻上班好苦，甚至成為CK筆下四位建制朋友那種mentality的人。

以前我也有上教會聚會，有一段時期會鑽研一下聖經的故事。當時我覺得基督教或許是一種值得信賴的倚靠，也是很多事情之中最圓滿的解釋。但人成長了，我便發現自己的性格、價值觀跟教義越行越遠，心目也有很多回答不了的疑問，最後也沒有再返了。不過，有時在facebook看見一些對基督教很不客氣的批評，我會有點看不過眼，可能心裡還覺得基督教有一些好的特質，不需要被彈到一文不值。又或者，可能有朝一日自己會重新接受信仰也不出奇，現在又何必將事情「講到咁死」？

至於政治立場方面，我一向都很討厭民建聯等保皇黨的。但很奇怪地，我以前一直覺得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沒甚麼大不了，甚至也希望台灣和中國和平統一，在六四晚會中也會喊「建設民主中國」。但當香港社會因為中國的關係變得愈來愈差，而自己接觸多了歐洲歷史，明白到即使如相同種族，血濃於水，也不一定要勉強湊合成一個國家。泛民對這些議題態度曖昧，顧此失彼，我感到很失望。失望，可能是當初有著期望吧。

也許很多人會覺得，之前抱住一些現在看來不值一提的價值觀、政治理念或信仰是走冤枉路，覺得被騙，覺得一開始如果就可以選對就好了。但人無完人，就算時光倒流也好，其實也沒有很多自己直正做到的選擇。而且，也不得不承認有些思想未成為主流的時候，被無視、批評至放棄也不為奇。例如以前在香港跟人說支持台獨，很多人都會因為血濃於水為理由而反對，跟現在差得遠。如果十多年前你便支持台獨，很可能會因為會被人話你戇居，抵受不住批評而放棄。人在朋輩、家庭、社會壓力之間，能做到擇善固執可謂少之又少。

另外我在facebook察覺到，有一些人喜歡用上不屑的口吻，去責罵曾經站錯邊的人是「港豬」、「抵死」，然後再為自己一直支持的立場終於成為主流而感到自豪。可能是因為他們先前支持的立場不被人認同而心深不忿，也可能是他們恨鐵不成鋼，希望人人覺醒。正如CK先前所說TVB「害人不淺的橋段」 ，我不相信罵人「港豬」是可以令到人即刻洗心革面，痛改前非。而且，普通市民不是政治人物，不需要透過言行一致來建立誠信，有些事覺今是而昨非，也無不妥。與其再責罵他為什麼不早一點覺醒，不如說多一點鼓勵說話更好。

即使現在看來有點不堪也好，有些思想或多或少影響到現在的自己，見證著自己的成長，其實也不能說全無意義吧。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人生本來就是跌跌撞撞，現在相信的將來也未必一樣，如果不是關乎生死大事的話，站錯邊也沒甚麼大不了，最起碼我們有勇氣去站。

讀《斷臂上的花朵》有感

《斷臂上的花朵》的作者Albie Sachs是猶太裔南非人，因為在種族隔離時期幫助曼德拉的非洲國民議員(ANC)活動而被逼流亡海外，更被與懷疑與當時南非政府有密切關係的武裝份子所暗殺，雖然大難不死但失去了右臂。隨後曼德拉成為大總統，委任了他做憲法法院大法官。

Sachs在任其間也經歷了不少特別的案例，亦為推動了南非的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留下了國際上的榜樣，例如真相和解委員會(真和會)及把經濟社會權利寫進憲法中。他在書中提出了不少頗獨特得法律觀點，由於我不是讀法律出身(加上Facebook很多讀法律的大大)，他的主張是否合理我便無從評價了。不過，有好幾點與法律關係不太大，但又對社會來說相當重要的觀點，我則想藉此分享。

1)南非成立真和會，加害者以說出當年隔離時期犯下罪行的真相以換取不被刑罰。Sachs說明了真相有四種，包括觀察所得的真相(observational truth)、邏輯推演出的真相(logical truth)、經驗得來的真相(experimental truth)，以及通過對話的真相(dialogical truth)。南非政府因為知道廢除種族歧視成果得來不易，不希望社會再分化下去，如果用上一貫的刑罰去對待種族歧視加害者，一來監獄未必有足夠容量，二來也只會使仇恨蔓延。因此，通過真和會的方式，加害者和受害人有一個可以達成dialogical truth的環境，不單止對種族歧視的事件有更多角度的認知，並且觸發到社會的同理心，減少在社會中再有類似人禍的機會。

台灣是由威權政體過度至現在的民主政治，民主化過程中當然不是一帆風順，有不少事情發生。民主化過後，人民對白色恐怖的心理陰影也不能夠一時三刻便消除。原來台灣也有類似真和會的非官方組織，可惜只是一個沒有法律約束力的機構，在台灣社會回響也不如南非轟動。在民主化過程中，只有極少數國家不是需要激烈的社會震盪(日本是特例)，今人經常說治癒，其實要治癒一個社會，也不是一句「民主會戰勝歸來」便解決得了的。香港還未有真正的民主，但已經分化得十分嚴重，到底有沒有一個適合香港達至dialogical truth的方法？

2) Sachs開玩笑地說每一篇他寫的判決書都是謊言，一來判決書神閒氣定、理據清晰的筆調，與他準備判決書期間的費煞思量截然不同，二來判決書為法律知識所推導出來，有時也要放棄一些直覺而來的想法。

在網上看文章看得多，現在自己也開始班門弄斧學寫幾篇時，也有過類似的質疑。為什麼作者們可以這樣相信自己所寫的東西？真的沒有漏洞？當然比起判決書，普通文章也可以純用直覺去論述一些自己相信的想法。但是，當好些論點被人質疑，而自己又覺得這些質疑有道理的時候，就要開始思考應不應該繼續堅持自己是對的，還是虛心接受意見。

3) 在同性婚姻的議題上，Sachs用上「墓園式平等」及「葡萄園式平等」作比喻。大家或許有聽過美國不同州分之間除了支持或反對同性婚姻，也有一種名為民事結合(civil union)的形式，讓同性伴侶得到一些異性婚姻才有得權利如遺產繼承、住屋津貼的同時，也不需要奪走婚姻的名號，而當時南非也有廢除法律賦予的婚姻法，人人都有民事給合的權利，而婚姻的名號改由宗教團體去賜予。Sachs不同意這個折衷方案，認為這個把不平等剷除的方式如同把舊有婚姻制度推去墓園，異性戀會覺得婚姻因為同性戀人士搞局而被破獲，同性戀也會覺得自己只是想跟普通人一樣，而不是成為一個搞事分子。這種方式雖然平等，但如果平等帶來人人都不滿的情況，也不是一個好的政策(有點像黃子華的魚蛋論)，不如把價值觀昇華，讓婚姻包括同性戀的結合，讓每一位都能進入葡萄園。

我認為Sachs是簡化了情況，畢竟民事結合也可以是專門給同志而設，而異性可保留現有的婚姻制度。但如果這樣，在南非社會應該非議更多，畢竟南非好不辛苦才能從種族隔離中走出來，不能夠又推行這種separate but equal的政策。雖然如此，「墓園式平等」及「葡萄園式平等」的比喻也正好給我們思考的機會。例如Thomas Piketty在廿一世紀資本論中提出的大幅度累進稅，又有多少程度是因為向富人懲罰走向墓園？還是令到社會普遍得益而走向葡萄園？

總括而言，有時我覺得香港社會對於其他國家的民主化過程不很了解，也不願意去了解。不談遙遠的南非，就連台灣及南韓的經歷也很少香港人會留意(逆權大狀是少數例子)。因為我們會因為自己在和平的日子過得久了，對流血、犧牲感到厭惡，以至說服自己香港一定不需要經歷這些如美麗島、光州等悲慘的事件才能有民主。一些大道理如民主、憲政的價值在香港也不難聽到(想不想聽則另一回事)，但轉型正義，治癒人民因社會劇變造成的心理創傷，讓人民在新的制度下有尊嚴地生活而不致成為權鬥下的夾心階層，在香港輿論界則少之又少。

冰桶挑戰的找數哲學

(本文承蒙輔仁網轉載，網址為: http://www.vjmedia.com.hk/articles/2014/08/22/82683)

冰桶挑戰，除了viral marketing帶來的優劣之外，另一個我一直有留意的是「找數」這個概念。稱得上「找數」，本意是指一方欠另一方「一些東西」而需要償還，亦即債務的一種。但在冰桶挑戰，甚至源自高登的切下體、裸跑找數，究竟需要找數的人欠了甚麼呢？

如果是高登那種，就是一方承諾一些事，如果有某種事件發生(例如某隊球隊輸波)，就要履行承諾切下體、裸跑，換言之，欠了的是信守承諾的虛擬契約，本金就是高登巴打在論壇的公信力，利息就是被人恥笑及回帶。雖然最後不會真的切下體自殘身為、或裸跑觸犯法例，但起碼提出承諾的一方是自願進行的。亦有一些例子是可以真正實行，例如罰抄維基百科其中一個條目，那些亦成為了高登的一時佳話。

但換上冰桶挑戰，事情就很不同了。這個債務，不是因為你之前承諾過甚麼或者借了甚麼，而是因為被點名。被點名不是在自願的環境下進行，那找數在這個意義下，又有沒有道德上的義務(moral obligation)呢？不找數，又會有一種被指責「係咪唔玩得？」「咁唔合群架？」的壓力。找數，又未必是自己如願。當你需要時間去思考決定捐錢或是淋冰水時，卻發現只有24小時給你思考。24小時，固然比港鐵為狗狗停止的8分鐘多，但對好些人來說也不很足夠。

無緣無故，突然就好像欠了別人甚麼，心裡總感到有些矛盾。世間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恨，又為什麼會有無緣無故的債？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卻為我帶來了一些啟發。

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1]作者David Graeber是人類學教授，亦設計了佔領華爾街運動著名We are 99%口號。書本大膽指出，很多時我們認為的「欠債還錢(或其他東西)，天公地道」是錯的，因為債這回事，往往是連結著被逼(前獨裁政權借錢，要新政府償還)、關係不平等、戰爭(例如百多年前拉美國家海地戰勝了法國，竟被法國索償損毀武器的費用)、宗教(例如贖罪)等議題。而且他也推翻了一直以來經濟學上「有金錢才有債」這個錯誤的歷史，認為債務早在未有金錢的時候就已經出現了。

Graeber利用他人類學的本行，旁徵博引了不同族群的例子，說明了債並不能純然是數學或經濟學的概念，而不同的社會不平等及暴力，很多亦是因為太著重「欠債還錢」，把債放上一個不合理地高的位置而引起的。放回香港冰桶挑戰的個案，如果說這種朋輩壓力是一種暴力，固然太over，但也必須反省，對於一些不喜歡被強逼做一些事的朋友，我們又有沒有給予足夠的寬容。

不知道美國有沒有「不玩就不合群」這個「找數」概念。如果沒有，來到香港竟然這樣重視「找數」這個概念，甚至不玩就要被批評，那就是橘越淮而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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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維基介紹: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bt:_The_First_5000_Years

政治鬥爭 只沉迷講道理講邏輯，有用嗎？

(本文承蒙輔仁網轉載，網址為: http://www.vjmedia.com.hk/articles/2014/08/17/82086)

很多選擇以自由行方式到日本旅遊的朋友，都會憂慮日本人的英語水平，怕溝通不了。其實日本很多旅遊熱點都會有多國語言的指示牌，加上也可以日文漢字去揣摩意思，如果不期望要跟日本人作直接溝通的話，去日本旅遊，一句日文也不懂也沒有問題。

問題是，有一次我在日本遇上一件麻煩事，就是竟用光了日圓零錢，而附近又沒有ATM，需要問街上的日本人籌零錢才能乘車回酒店。如是問了很多日本人，原來旅遊書所言非虛，如果跟日本人說英語，大多都未能明白自己想表達的意思。隨後，我想到用上紙筆寫出一些簡單漢字，再加上身體語言去表達，反而日本人便明白我的意思，願意給零錢我乘車。在此除了感激他們的好客之外，更有多一層思考。

日本人其實也有不少渠道接觸英語，例如在地下鐵廣告也有很多是關於學習英語的。問題是，對於一般日本人來說，在日常生活中也沒有太大需要用上英語，而且日本已經是發達國家，不會像香港一樣需要靠英語水平去彰顯日本的實力。久而久之，日本人英語能力較弱的水平的印象就開始浮現了。而除了中文就只懂英語的我，如果在當時堅持要用上英文去找懂英文的日本人去幫助，不是不行，但也很不智。所以當時我的想法是，面對一群跟自己有很大差異的人，該懂得易地而處，用他們明白的語言跟他們交往(例如嘗試用估計他們看得懂的漢字)，才能夠做到真正的溝通，否則便達不到傳訊效果。

其實要將政治訊息傳揚開去，道理也是一樣。

面對港共政權與及周融反佔中運動帶來的鬧劇，網上很多批評他們的文章，大多數都不外乎是批評親共人士「講一套做一套」、「邏輯混亂」、「只許周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等等。我十分欣賞媒體或博客為搜索親共人士過去言論的努力，畢竟要閱讀歪理很容易火遮眼呢。而且這些文章都有理有節，理據充分。問題是，對於社會上大部分的村民，邏輯錯誤對他們來說重要嗎？

我們這些「讀過下書」的，很自然就會因為自己對於邏輯很著緊，而想當然爾認為社會上應該很多人覺得邏輯很重要。可是悲哀的現實是，這些批評親共人士邏輯的文章傳閱率永遠都不太高。而問及一些平時少談政治的家人及朋友，對這些事有甚麼看法，大多結果都是冷淡，覺得沒有太大不了。此時此刻，我覺得自己就像跟不懂英文的人講英文一樣。感覺更糟的是，我們說上同一樣的語言，卻仿佛有著失語症般，用不上更好的詞彙去說服別人。

如果用上日本人講英文做例子，日本人因為不需要用上英文而不去練習，香港的「沉默大多數」何嘗不是因為平時根本不需要用上邏輯，所以不會對親共人士的前言不對後語行為置若罔聞？在香港，核心價值強調下的所謂「理性」，其實大多只是講求一些在社會上生存的自保之道，例如如何在職場上不要被排斥、家庭中如何各盡其位等等。對於大是大非的社會事件，大多數人只喜歡相信自己所相信的，覺得comfortable的信念，然後則標籤與自己不合的人做「不理性」。有些人說思辯就像做運動一樣，要經常動腦才可以鍛鍊到「道德上的肌肉」(Moral muscle)。另一方面，平時不做運動的人，一下子做高強度運動，身體會負荷不到的。

因此，在欣賞眾媒體及博客為社會出一份力的同時，也該好好想一下，當「村民唔係咁諗」，不當邏輯是甚麼一回事的時候，又應該如何去傳播自己相信為好的政治訊息？其實我頗為欣賞一個說法，就是香港人雖然不太當邏輯是一回事，但很喜歡「睇人仆街」，所以該多投放資源去挖親共人士的醜聞。當然，這需要龐大的偵查團隊才能有機會做到，而今時今日有沒有人願意做Whistle Blowers，也是很難預料。

可能我在這裡也只是徹頭徹尾紙上談兵的鍵盤戰士，談不上可以有甚麼貢獻。而我亦相信策略這回事，道德感召也好暴力衝擊也好，只有分有沒有效，沒有一種策略比較高尚。只是，當大家一直以來用的方法原來作用愈來愈少的時候，又有沒有接受Plan B的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