恥辱文化及責任

鉛水事件無官員需負全責，暗角打鑊無一警員認罪，令我想起有關日本恥辱文化的討論。


我們常常認為日本人謙卑有禮，壓抑自己的情感，定必有一個文化解釋，去使整個日本社會有這種民族性。文化人類學者潘乃德(Ruth Benedict)，在她的著作〈菊與刀〉指出，日本人的民族性，是出於日本一直行之以恆的恥辱文化(shame culture)。根據潘乃德的解釋，大致上，恥辱文化下的人做事的出發點，很多時並非因為出於道德／宗教認為是對或錯，或是往後會否遭到報應和懲罰，而是別人會否看到自己出醜。根據潘乃德的推論，這個恥辱文化使得日本人在公開場合，不敢做太離經叛道的事情，而被人抓到自己做錯事時，日本人的反應，與其是因為做錯事而悔疚，更多的是他們在人前出醜，因為面子全失而感到難堪。


有趣的是，潘乃德其實從來沒有踏足過日本，而當時撰寫〈菊與刀〉，是美國指派的政治任務。因為二戰中期因為珍珠港事件，美國對日開戰，而為了更了解日本的軍國主義，美國政府於是就委託了潘乃德，以訪問在美日本人及分析日本報章作方法，之後才得以成書。大家可以預期，〈菊與刀〉的結論或許過於偏頗，不為日本人所接受。事情峰迴路轉，〈菊與刀〉在戰後傳到日本，反倒有不少日本作家去反省這個恥辱文化，對日本社會帶來的問題，而三島由紀夫在〈不道德教育講座〉裡面，也有若干篇幅談到日本和希臘類近的恥辱文化，與基督教文明原罪文化(Guilt culture)互為對照。用現代最通俗的例子，就是「高登出公海再返回高登」了。


恥辱文化下的日本人，比較容易為到顧全面子而向人道歉，或者是請辭下台，即使自己未必是做得最錯的人，或是只是運氣不好判斷出錯。更甚者，武士階層會有切腹認罪的習俗，而三島由紀夫本人便是以切腹了斷自己生命。一方面，大家可以說這個文化扭曲人性，只對個人「埋單」而非改變制度，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說下台甚至自殺等方式，可以為社會「出番啖氣」，令人感到事情終於得到解決(必須強調，是「令人感到」)，哪怕只是一時的舒坦，這個功能對社會的影響，是不能忽視的。


鉛水事件的肇事官員，以及七警，從他們的表現所見，似乎是他們覺得事情傳揚出去，所以出醜於人前而難堪，多於他們真的認為自己做錯事，在道德認知上，恥辱文化比原罪文化更能解釋他們的心態。可是，在處理事情上，政府沒有意圖去負起需要付的責任，還以官僚作風及司法手段敷衍塞責，連「安撫民憤」的功夫也懶得去用，這就跟日本社會的作風大相逕庭了。當然，橘越淮而枳，並非把日本的一套硬塞到香港便成，但香港畢竟是一個靠「信用」的城市(特別相對如中國大陸)，恥辱文化帶來的責任感，比起靠宗教驅動的原罪文化，似乎更值得香港參考。